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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蝦米不畏大鯨魚

 

(照片來源:世紀智庫)
 

1980、90年代,個人電腦蓬勃發展,台灣政府與人民投入很大的心力研發、生產、製造電腦零組件。在美國,由於很多零組件都是從台灣進口,從事電腦零組件批發、銷售的華人自然非常多,我估計當年全美可能有上千家華人公司從事這行業。

正好趕上這次熱潮,內人也於1993在矽谷成立一家電腦零件批發公司,從事接單、調貨、批發、轉售的業務,除少量電腦顯示卡從台灣直接進口外,大部分貨品都從矽谷附近其他進口商或大盤商調貨再轉售到全美各地的客戶。幾年間,公司很快從兩人公司成長到25人,營業額也從零成長到每月數百萬美元。但好景不常,90年代末期,由於網路漸漸發達,消費者漸漸流行網路購買或網路比價,這種調貨轉售的生意很快就成為夕陽事業,加上倒帳頻傳,2000年後,很多類似型態的公司不是轉型就是結束營業,內人的公司也在2004年底歇業,如今,矽谷就只剩寥寥幾家還苦撐著。

我本身當時一直在矽谷的高科技公司擔任研發工作,除非有重大事件,內人請我幫忙,我很少會過問內人公司的經營狀況。

2003年11月,發生一件超大事,公司突然收到一家非常大上市公司(以下簡稱M公司) 的訴訟,該公司向美國聯邦法院控告內人的公司侵犯其智慧財產權。內人請求我協助處理,我們當然只能傾全力共同應付這件棘手的官司。

事件起因於内人公司一位銷售員接到一通新客戶購買一片電腦軟體的電話,這位銷售員為了自己的業績,也為了滿足這個新客戶的需求,就從矽谷另一家華人公司購買了一片電腦軟體,進價 85 美元,賺 10 美元,以 95 美元轉手給這新客戶。她渾然不知,這個新客戶是 M 公司設來「釣魚」的公司。

幾天之後,內人的公司就收到 M 公司向美國聯邦法院控告侵犯智慧財產權的訴訟。做生意難免會遇到商業糾紛,但我萬萬沒想到會被這種超大型上市公司控告,説是晴天霹靂一點也不為過。我隨即拜訪多位在矽谷專營商業訴訟的律師,多個律師事務所表示有利益衝突 (當時 M 公司可能在矽谷用同樣手法告很多公司),無法接受委任,有位律師更直接表明別跟 M 公司這種大怪獸纏鬥,最好儘早打電話去尋求和解。

我聽了律師建議打了電話給 M 公司的律師,對方要求賠償一百萬美元做為和解的代價,並且從此以後不得再販售該公司的産品。當時內人公司主要以賣電腦硬碟為主,電腦軟體占不到 5% 的營業額,承諾不賣 M 公司的產品對公司影響不大,可是一百萬美元的賠償金額就高得離譜,無法接受,公司總資產也不到一百萬美元,我心想不如宣布破產算了!

於是我找了位專門處理破產的律師回應 M 公司的訴訟,法院在法官正式審理案件之前,通常先指定一位公正人士主持一個調解庭 (mediation),希望透過調解庭達成和解,以避免浪費過多司法資源。調解過程中,雙方被安排在兩個房間,這位公正人士穿梭其間,希望能調和彼此的距離,期望能達成和解共識。

可能是 M 公司知道我們的委任律師是位專門處理破産的律師,所以一開始就是把和解金從一百萬美元降至三十萬美元。我請委任律師回覆 M 公司的律師,我們只能付七千五百美元,因我估算我初期的律師費大約七千五百美元,委任律師聽我説七千五百美元後,笑著對我說「這個數字有如是向 M 公司説X你娘」,調解庭當然是破局收場。

之後沒幾天,我的律師就收到 M 公司的律師寄來一堆文件,訴訟進入尋找証據 (discovery) 階段,M 公司的律師條列好幾頁的問題要我們回答,要我們提供各種會計的資料供他們查閱。我們這位專攻破產的律師眼看情勢不妙,深怕誤了大事,要我們另找專攻智慧産權的律師。透過一位同業朋友的介紹,我們委任了新律師,他曾幫我這朋友跟 M 公司達成過和解協議。當新律師接手案件後,就一心的想說服我們跟 M 公司和解。不曉得是不是這位新律師要求重開調解庭,或是法院看我們換了律師,主動重開調解庭,總之我們再次跟 M 公司的代表及其委任律師在舊金山聯邦法院見面。言談中發現,新律師跟 M 公司的律師居然是舊識!那天,仍由同一位法院委任的公正人士穿梭兩方,很快雙方就達成十萬美元和解金及不准再銷售 M 公司産品的協議,新律師要求我們接受這協議,說這已經是很不錯的結果,他甚至威脅說如果不願意接受這個協議,他將解除委任,請我們另找高明。我們當場只好接受委任律師的安排,接受了和解協議。

離開法院時,我心裏真是不甘心,就為了賺 10 美元的利潤,卻變成要賠償10 萬美元。幸好這和解協議有 10 天的後悔期,回家後,我立刻上網,另找高明。我拿著這份和解協議見了幾位矽谷的律師,有位叫 John G. 的律師,聽完我述說案情後,他只問我敢不敢把所有會計資料給 M 公司看,我説我們公司的帳目清清楚楚,可以公開一切,甚至可以公開我跟內人的個人報税資料,他滿意我的答覆,同意接受我們的委任,顯然他也看到一塊十萬美元的肥肉可以吃。

John G. 接手案件後,立即通知法院及 M 公司的律師,反悔之前的協議(revoke the agreement),接著控告 (cross complain) 賣那張有問題軟體給我們公司的供應商,案件因此從 M 公司跟我們之間的訴訟,變成包含我們供應商的三方訴訟。

之後又是一番法律攻防,每回 M 公司兩位律師從外州搭飛機來矽谷對我內人錄口供(deposition),我們的律師也對我的供應商錄口供,並要求 M 公司提供那張有問題軟體的檢驗報告,報告顯示 CD  本身沒有問題,唯一的問題是CD 上貼的標籤是假的。憑良心說,除了 M 公司的專業人員外,一般人跟本無法辨識標籤的真偽。

M 公司的律師針對我們提供關於買賣 M 公司產品的發票,逐一訽問我內人,John G. 事後跟我說 M 公司除了那張有問題軟體外,顯然沒有任何其他証據,只好在這些發票中打轉,像是在釣魚,看是否能釣到魚。幾天的過程,三方相互錄口供,他們可說是一無所獲。

後來,我們的供應商受不了這折騰,也憂心龐大的律師費,尋求和解,於是法院又開了次調解庭。跟以前一樣,在三方各說己見之後,三方被安排在三個房間,仲裁者穿梭三方。我們的供應商願意賠償我們二萬美元,M 公司態度也傾向和解,期待我們出個價,然而,此時我們知道 M 公司掌握的證據太有限,加上John G. 斷定 M 公司不敢把案件打到審判法庭 (trial court) ,因為在審判法庭,他們可能會被迫揭露他們的如何設定產品標籤的機密資料,因此,我方決定,一毛也不付。調解庭當然又是沒有結果。走出法庭時,我看到 M 公司律師一臉無奈的表情,那模樣到十幾年後的現在還深植在我腦中。

果不出我律師所料,M 公司不敢把訴訟打到審判法庭,調解又無結果,M 公司只好向法院提出總結判決 (Summary Judgment) ,也就是交由法官依現有的證據做判決。由於 M 公司只掌握一片有問題的軟體,法官最後判決我們的公司只須賠很少的錢給 M 公司,可能是金額實在是太少了,M 公司並沒有來要這一筆錢。我們的供應商賠我們相對多的錢,因當時我們彼此間曾簽保密協議,所以無法在此公開金額數字,可以確定的是這筆錢足以資付我們的律師費。

M 公司在這件事情上可說是踢到鐵板,他們一貫以大欺小的伎倆並沒有得逞,反而是每回開庭,都至少兩個人風塵樸樸的從外州飛到加州出庭,損失不少訴訟費用。而我一直堅信「樹頭站得穩,不怕樹尾刮颱風」,我們公司的每筆交易帳目清清楚楚,沒有不合常理的暴利交易,儘管 M 公司的律師極儘可能從我們發票與帳冊上找缺失,仍一無所得,這可說是我們能夠安然渡過危機的最重要關鍵。這件事讓我對美國的司法制度、司法程序、案件流程有了深刻的了解。我也從中學到,凡事只要行得正,遇到類似的法律案件,沈著應對,尋找適合的法律支援,事情終可迎刃而解,小蝦米不一定就要屈服於大鯨魚。

 

作者小檔案:國立交通大學控制工程學系1984年畢業, 美國加州大學 (UC Davis) 電機博士, 現職 CEO of Agnes LED Corporation, a California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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