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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前進的人生:台灣冒險記1974-2005─ PChome Online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詹宏志交大演講
Part II:糊里糊塗闖入七○年代台灣的文學核心

 

Part I:文化啟蒙自香港

 

跟著大冒險家去冒險

我今天要做的事跟那天在香港要做的事有點像,就是從外星球來看台灣跟自己,我當然也希望有一點距離,才不會有太多情緒的介入,也因為有點距離,所以我可以看出來那個世界跟更大的世界的關係。我用一本書《Return to the Marshes》來這個比喻。這本書是1977年英國作家Gavin Young寫的,這本書如果翻成中文叫「回到沼澤地」。

本書的開場就是一個探險家開著船來接主角,帶他去一個非常獨特的阿拉伯世界,接下來當然就是一個如夢似幻的旅行讓這個年輕旅行家(主角)大受感動,他回來二十幾年後才寫出這本書來,也讓他下定決心一生要做旅行家。這是一個夢想式的經驗,因為你不是自己去冒險,你是被世界知名的大冒險家帶著去冒險。我好像在說一個聽起來不相干的故事,但我的文學情境與經歷也完全是這樣。

我是國民中學第一屆的學生,所以我是第一屆不用考試就可以上初中的小孩,雖然我的老師還是嚴厲警告我們千萬不要相信國民中學這件事,因為極可能會有變化,有千萬不要因為這樣鬆懈,學校還是繼續補習,大部分人還是繼續在準備,但是我是很高興我本來就沒有要補習的意思,我一聽說不用考試就可以升學,我立刻完全相信,所以我的國小五、六年級是過著快樂的日子。

我們那個時代的少棒是剛剛火紅,我們就是看到了整個台灣棒球世界揚名的一個故事,每個人都受到了激勵,儘管我們沒有手套,我們也要做同樣棒球的夢,這也是我初中最努力想要完成的事,不過我的棒球夢當然沒有完成。

我一直是班上的學藝股長,學校每個班都有訂一本《幼獅文藝》,這是救國團所辦的雜誌,現在回想起來那是黨政不分的歷史,我是學藝股長所以負責保管《幼獅文藝》。《幼獅文藝》當時就是台灣最前衛的文學雜誌,有余光中的詩,朱西甯、司馬中原、七等生的小說,還有偶爾會出現楊逵的作品,當時最前衛、最艱難看到的東西全部都在這雜誌上,有的看的懂有的看不懂,一開始模模糊糊,譬如說七等生的小說,但看著看著就被吸引。我在讀它們的時候,覺得非常遙遠,但我不知道我跟這些事距離這麼近,後來我在大學一年級就進到《幼獅文藝》,各種我以前讀書看到的人,都在那個我工作的那個辦公室出現了。糊里糊塗就進到台北文壇的最核心。

這是一個跟Gavin Young一樣的故事。我在大學這個一年級的寒假,因為沒有什麼錢所以我不想回家,我一個人住在宿舍裡過年,宿舍只有僑生在其他人都回家了。大年初二,有個學長急迫的跑到宿舍去找看看還有沒有人,結果就看到我還留在宿舍,他說有一個救國團的營隊需要一些服務員工讀生,問我有沒有興趣參加?我是一個非常窮的學生,有任何有錢的工作我都去,雖然我不知道編輯研習營到底是幹什麼,我也從沒有參加過任何救國團的營隊,但我去了之後才發現他們需要有人帶團康,我其實完全不適合。

於是學長就叫我負責作隊上所有的海報,我很開心,因為我小時候很想要有多的機會畫畫,可是很困難,我有個很喜歡畫畫的哥哥,一個家庭很難有兩個愛畫畫的,那太花錢了。一直等到我上大學,開始有很多做海報的機會,所以我在營隊的時候就可以不受限制的使用紙,我就想要藉這機會來做一些紙雕作品,做整個營隊的海報全都是用紙雕,這海報一出來,效果顯然是很特別的。

 

糊里糊塗進到台北文壇的最核心

接著就來了一大作家詩人瘂弦先生,他在海報前面站了很久,問同學說這是誰做的海報,他們就把我推出去說是我做的,瘂弦先生問了我一些問題,回去之後寫信到我的宿舍要我跟他聯絡,問我願不願意到幼獅文藝做美術編輯接替剛離開的阮義忠,阮義忠先生在當時是一個了不起的插畫家,後來變成台灣最好的攝影家之一,到今天對台灣的攝影界有很大的影響。

我一個大一生就糊里糊塗的跑去雜誌社工作,那是我的學徒時期,我有兩位師父,一位是把我找去雜誌社的瘂弦先生,一位是後來籌辦《幼獅少年》的周浩正先生。
因緣際會後來我也磨練了一些文字編輯的經驗。有次瘂弦先生要我跟著編輯去採訪一位剛從美國留學回來的青年,我們就約在一家咖啡店,做了我生平兩件第一次的事,第一件事是第一次喝到咖啡,第二件事是第一次做了正式的採訪工作,被採訪的年輕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名字─天下雜誌的創辦人高希均,這都是發生在1975年的事情。

過沒多久幼獅要籌辦新刊物叫做《幼獅少年》,主編正是周浩正先生,他是我最親近的師父。周先生帶著我從零到有去辦一個新雜誌,我們到處拜訪各種雜誌需要合作的人,拜訪文藝圈的名人前輩,從林海音到後來三毛。

我在當兵前從瘂弦先生身上看到了以作家為中心,去思考雜誌如何經營,他要做的工作是如何從每一個不同背景的作家身上認出各種可能性,他會試著把學者類的作家、專家類的作家,把各種特殊經驗的人,設法使他們動腦,讓他們潛在的能力跑出來,這是我在瘂弦身上學到的,而且我也學到永不懈怠、不斷的溝通寫信。

1981年6月16日席德進生前最後一次生日宴,高信疆、席德進、瘂弦(由右至左)合影。(李賢文 攝),摘自http://reader.roodo.com/lionart/archives/9237339.html

跟周浩正先生合作的過程,則是看他怎麼去做一本新雜誌,讓我學會了怎麼樣去考慮一個雜誌的企劃、定位、欄目、雜誌的構思等等,我在九○年代末到兩千年的上半年,七、八年當中我一個人辦了四十幾本雜誌,我是台灣創辦最多雜誌的人,現在7-11看到的雜誌架上可能還有雜誌型的書,大概會有八十到一百的品項,其中大概有一半是我所創辦的。我辦過這麼多雜誌,這些訓練跟思考,都是當時學會的。

一年多以後瘂弦先生跑去美國讀書,周浩正先生也離開了幼獅,先在新竹辦了風城出版社,又到台北遠景出版社,他也找了我跟他一起去了遠景,認識了台灣戰後第一代的出版家,看到這些戰後新生代的出版家想要做的事。我大學還沒有畢業時瘂弦先生從美國回來到聯合報去編副刊,這是民國67年的事情,我就跟著瘂弦先生到聯合副刊。七○年代的文學副刊就是所謂兩大報的競爭,各位看到這兩張照片,左邊就是瘂弦先生,右邊就是人間副刊的高信疆先生,中間則是台灣的畫家席德進先生。

 

為了向古龍邀稿,灌了生平第一瓶Johnnie Walker

七○年代的台灣文學副刊是非常有歷史的時代,也是兩個報社最富裕的時代,那還是一個報紙有管制的時代,不管是執照的管制,連印刷的頁數也有管制,所以如果擁有報紙的執照,而報紙又是受到大家歡迎的報紙,那就幾乎跟印鈔機沒兩樣,富裕的程度今天回想起來還是很驚人,像高信疆先生如果想要海外作家的報紙,他可以打一個國際電話用電話來錄稿,當時傳真機已經存在,但有很多的限制,因此我們是用國際電話錄稿,國際電話的費用可是比我們這些編輯的薪水都還要貴好幾倍。

當時台灣還沒有其他雜誌或反對黨的存在,所以副刊就變成言論意見,因為新聞受管制比較多,但副刊是邀作家寫稿,那時候台灣副刊的心胸是很大的,邀請的作家包含全世界用華文寫的海外作家,這些作家因為不在台灣,不會考慮當時的言論制度,於是副刊就變成言論第一線。有一個故事是我親自經歷的。

當時陳若曦的《尹縣長》出版,那時大陸非常封閉,這是第一次有作家那麼生動的把文革的意識寫出來,陳若曦的《尹縣長》出來的時候轟動全世界,沒多久這本小說也出了英文版,由當時一位漢學家西蒙.雷斯為英文版寫了序,瘂弦先生通過管道很早就拿到這個序,也譯成中文,他希望能夠把它刊登出來。

我讀了之後發現,中譯的序刪掉了一句話:「台灣國民黨政府對言論的控制跟他對岸的敵人是一樣的。」我跟瘂弦先生建議,要刪就不要登,要登就不要刪,登了刪掉的序一定會被發現反而弄巧成拙,成為國際新聞。我的上司覺得有點道理,但登這個文章有點風險,所以他就站起來,繞著辦公室邊走邊想,從下午兩點鐘走到半夜一點鐘,最後就打電話回家要太太要幫他準備個包裹。

講這句話是非常悲壯的,當時文字工作者要有一個小包裹,就是牙膏牙刷跟換洗衣物,當你被邀請去談什麼事情,以備不時之需。雖然後來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但卻造就了那個時代瘂弦先生時代的名言:每個編輯心中都有一個小小的緊張。我的母親知道那個風險,她一再告誡我大學馬上要畢業可以找一個正式的工作,意思是要我辭去這個拿著人頭在做的工作。不過也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我們什麼事都沒發生,我們是跟獨裁者為伍還活下來的一群人,對於一個鄉下的小孩來說,這是一個不斷拓寬看待台灣視野的過程。

當時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我有寫過,例如我到副刊時正好古龍小說改編成電影,那是1974、75年台灣最風行的事。有一次瘂弦跟我說他曾經邀載過古龍的稿子,但因故主編得罪了古龍,但突然間古龍紅起來了,因為報社給他壓力說大家都在搶古龍的小說,要他想辦法,所以主編把這個工作交給我。我當時就打電話給古龍說我的副刊要邀他的稿子,果然電話的另一頭沉默了一會兒,接著他說晚上在一家餐廳跟幾個朋友吃飯,如果要談稿子的事就來。

大家可以想像我才二十歲出頭,我去了餐廳,古龍看到我就說:「小朋友,你坐下來。」他就從桌底下拿出一瓶黑牌的Johnnie Walker放在桌上說:「年輕人,喝完這瓶再說吧!」我根本不知道Johnnie Walker是什麼,我從鄉下來的知道的事很少,只好用玻璃杯一杯一杯這樣喝,那瓶酒就喝完了,我要跟古龍講話時才發現我的聲音都啞了講不出話來,大概我的臉色也很糟,古龍就把晚宴中斷,叫他的司機開著他的加長賓士車,把我帶上車送我到報社門口,我走下車的時候已經站不住了,他就搖下車窗來說:「小朋友你夠意思,我給你寫稿!」我走上樓,結果倒在樓梯吐了,在那邊躺了一段時間,旁邊有一個掃地的歐巴桑過來說:「年輕人,不要把自己身體喝壞了!」

民國78年我離開聯合報到工商時報去,我當時是想要去做我自己經濟的專長,我去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待金庸。那時恰巧金庸要到台灣來訪問,兩報就預備要搶這個新聞,高信疆先生就派我負責去機場接金庸,而且走特別的道路進到海關裡面,就到登機口接了從側門上車,工商時報就把金庸接走了,直到要走那天才放出來,這是綁架金庸的經驗。

這都是台灣七○年代的文學風情,有一點點幼稚,但也是充滿能量的時代,充滿跟社會互動的關係,我就在這裡頭做了大編輯的助理,因緣際會看到了各式各樣的景觀。

 

在25歲時有四百萬字的文章罵他

我一直都還是一個編輯工作者,一個大機器裡面的螺絲釘,直到民國69年,突如其來的工作落到我手上來。隱地的《爾雅出版社》創辦了年度短篇小說文學選,每一年會挑一個編輯,有一個編輯讀一年的所有發表的短文小說,選出當年度該編輯認為最好的小說編成年度小說選,後來這也變成台灣每年文學的盛事,我的前一任編輯是季季,季季大姊民國69年編完文選後就推薦我去編69年度的,這是個很大的榮譽,我那年才二十四歲,在當時是很難想像的。

我那時候不只編選,也寫了大量評論,而因為在年度小說選的最後一個月,正好也是兩大報文學獎頒獎之際,我當時感慨地想說這些盛會對文學未來的評價會是如何?於是提了很怵目驚心的話,我說台灣作家的作品,在很多年後都可能是邊疆文學,結果闖禍了。

當時台大旁邊的出版社當時小說家東年正在當店長,東年是一個講話很犀利的人,有一天他就指著台灣文學盛會,他認為這以後都是邊疆文學。這是一個把台灣當作大中國的觀點來看待,這個觀點今天看起來還是很怵目驚心的,也就是說你的努力跟你歷史的命運不一定有一致的關係,不是台灣有這麼多的文學活動,就一定有她自主總體性的文學觀,除非她有競爭。我當時把東年的話寫出來,我沒有明確的要站在那個觀點,只是覺得這句話帶有更長遠的提醒,文學評價要看更大的架構來打造。

但是這句話一寫出來就觸動了台灣的文學重要的神經,引發了台灣所謂文學主體性論戰,那一年我才25歲。也因為這篇文章帶給我接下來一連串不同的命運,從那之後我就出名了。我今天說的很輕鬆,當時我內心是很困難的,一打開每本書,都看到攻擊你的文字,這對一個年輕人來講也不是很容易。不過我非常幸運,就在那個論戰起來的時候,我被派到美國去長達兩年的時間,因此等我回來才讀到那將近四百萬字罵我的文章。

初到美國,我做最多的事情是看各種電影,沒想到幾年後,我居然也成了台灣電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