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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交大二三事:交大在一九九○年代的變化─ 前校長鄧啟福教授專訪


鄧啟福校長與師母楊永寧教授

編按:這些年常和鄧啟福校長搭乘高鐵前往台北參加長青校友聯誼會,路上鄧校長常聊起過往在屏東中學、台大、交大、國科會……一些珍貴的趣事,其中很多更是台灣科技發展的歷史大事,於是興起把這些口述歷史記載下來的想法。

鄧校長稟賦不錯,雖高齡八十五,仍耳聰目明,身體健朗,假日經常開長途車,偕同夫人楊永寧教授到台中探望兒孫。這次九月秋日的聯誼會,我們請鄧校長細說從頭,回憶從大陸一路到台灣,又從屏東中學、台大、交大、密西根大學,再從貝爾實驗室到交大、國科會副主委、國家電信計畫中心主持人,且聽鄧校長一一道來他精采的分享。

在戰爭中顛沛遷徙的日子─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

 

台灣教育一窮二白的一九七○年代

我在1975年從新澤西州的Bell Laboratories回來交大教書,教書前我先工作了很長時間,也出席過很多會議,但是還是頭一遭教書,其實蠻緊張的,這讓我想起1964年左右,台大錢思亮校長到密契根參訪,我們一群在密契根大學的台大畢業同學一起辦了個歡迎會,那天他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他說:「教書其實是一種天賦,有的人再有學問,他不會教書就不會教書,依我多年教書的經驗,一個人會不會教書,前面三年就可以決定,第一年可能緊張,第二年改善,第三年再改善,如果第三年改善得不好,一輩子教書的程度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了。」所以我教書前做準備的時候,常常想起錢思亮的話,不曉得我可以到達哪個程度?

我在交大教書的第二年就接下電信系主任,電信系那時候一窮二白,一年只有二十萬可以用,只夠購買幾部power supply,交大還算是當時算是設備比較好的學校,其他的學校更是糟糕,那時候台灣的學校其實都很困難。直到什麼時候台灣的學校經費才比較寬裕呢?台北市在做建國南北路高架橋的時候,有一天行政院長蔣經國跟大學校長見面,那時候中央大學的校長是李新民,他是一位數學家,他教過我高等微積分,李先生見了蔣經國後談到中央大學的困難,他說中央大學一年的預算只夠建國南北路做一個橋墩加一小段橋面,蔣經國聽後感同身受,後來就大學的經費就開始逐漸提高。

我在交大時一面教書,同時還做了一件事情。當時中山科學院剛成立,中山科學院裡面有很多交大早期的畢業生,也就是我的同學,當時交通大學經費拮据,沒錢買實驗耗材,同學就說,不如你到我們中科院參訪,我們聘你當顧問,回去的時候口袋裡面就裝一些耗材回去給學生用,於是我就這樣運了一些耗材進學校。(笑)

 

和美國斷交後,交大扮演技術交流平台

在中山科學院做顧問時有一件印象特別深刻的事,就是美國在1978年承認中共政府,並執行了我們跟美國的非政府關係,我們的人變成不可以進到美國的機關裡,那時候我有幾個同學在美國的國家科學會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做研究員,去找他的時候完全不能進他的辦公室,只能在外面交換意見,討論問題,當然現在已經可以。那時候真的非常嚴格,不單是美國政府,連日本也嚴格。

我記得有一年在會議上遇到一位日本人,他是東京大學工學院的院長,我們很聊得來,他就邀請我到東京去。他特地跟我道歉說:「你可以到我個人的辦公室,但是不能到我們工學院的辦公室,因為日本政府規定日本東京大學的教授、行政人員都算政府官員,政府官員不能跟中華民國做正式的接觸,只能有私人的接觸。」那時候日本也執行得很嚴格,到後來才慢慢地放鬆。

所以當時中科院邀請美國的雷達專家來幫忙時,就不能夠用中科院的名義,於是我就以交通大學工學院院長的名義邀請這些人到交通大學講解雷達技術,中科院再派人來聽(笑)。

這件事講起來也有趣,很多年以後大概是1990年,國科會要我去組織一個衛星計畫,我便到美國去參觀很多衛星發射設備公司,那時候我才知道我們台灣的經國號飛機是用美國的軟體來設計的,美國提供這個軟體的時候加了一個非常有趣的但書,他們說:「我們不會跟你講如何運用,但問到什麼我們就回答什麼,如果你不會問問題就是只能這個樣子了。」那時候台灣訓練了差不多三十個飛機設計的工程師,不做了以後這批人恐怕都散掉了,老實講很可惜。我曾經聽說韓國高價來挖角這些人,搞不好中國也挖角他們,因為他們真的是很懂技術的人。

 

當選交大第一屆民選校長

1975年到1983年間我在交大電信系教課,也擔任一些行政工作,1984年開始到1990年在國科會做了六年,每天乘車通勤,早上大概七點多就從離開家,坐國光號巴士到台北,八點半就到辦公室,後來我發現有一個人跟我一樣每天這樣通勤上班,就是陳龍英老師(笑)。陳龍英那時候是在教育部做高教司長,他每天回來的時候左右手都各提一包公文回家看,他說在教育部裡會議很多,看公文的時間不夠,只好帶回家看。

1990年的九月我回到交大,第一年在電信系裡做教授,第二年阮大年校長請我當教務長,所以我做了一年的教務長。做教務長的時候有一次我到波士頓去,很多人問我阮校長是不是要換地方當校長?我回國阮校長果然受東海大學邀請聘他當校長。

阮校長去東海以後,我代理了半年校長,算是預習校長。當時台灣的各個大學校長開始要民選化,交通大學算是第一個民選化的學校,因此我當選了第一屆民選校長。

 

1990年代的交大光復校區配置圖,可看見有許多興建中的館舍。

建設機車環校道路和機車停車棚,解決周邊塞車外大問題

我上任之後發現那時學校裡面有些尖銳問題,第一個是學生吃中飯,特別是研究生的大問題。當時的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班的學生吃不到中飯,因為大學部的小老弟們早早就去排隊把菜都吃光了,博士班的學生去吃飯的時候只剩下殘羹剩飯。於是我就找了教官一起去看那時新造好的二餐,在二餐廚房外面有一個很寬的窗口,就是他們分菜的檯子,同學就是沿著窗口排隊。

當初對剛搬過來光復校區的時候學生只有兩千多位,這個設計吃飯的問題不嚴重,單線排隊還行得通。等到1990年學生增加到七、八千人,一到吃飯隊伍甚至排到土木館、機械館,長不得了。我們發現解決的方法很簡單,就是菜不要在廚房裡面搬,而是搬幾張長桌子出來,分幾條線同時進行。以前沒有像現在這麼複雜,有一家一家小館,也只有一個廚房,所以這個吃飯的問題其實是立即解決的;至於研究生的部分我們可以存一部分起來,等到大學部的人潮過去後再搬出來就是了。

第二件事情是我們的鄰居抗議,因為我們執行校園無機車政策,所以六、七千部摩托車都塞在附近人家門口,把北校門附近的巷子擠得滿滿的,人家住戶的大門都打不開,包含我們的教師宿舍門口也一樣。

當時黃世昌教授擔任營繕組主任,我跟他一起去校園轉了轉,發現交大在靠近科學園區那邊有一塊長條空地,我說我們來做一條摩托車道,從北門一直連到南校門,然後在機車道上面造四個大停車場,每一個停車場可以停兩、三千部。第一個機車棚就是在羽球館外面,第二機車棚後來拆掉了,是在NDL的位置,第三機車棚是在南校門,南校門旁邊還做了一個四層樓的建築專門停機車。

第三個問題是南校區邊緣12舍七百多位學生,每天要穿越草叢和灌木林,躍過土崗來到數百公尺外的北校區各教學大樓,非常不便。另外,我們的竹湖風景優美,但是就是被土崗給包圍,失去親水性功能。另外,中油有一個面積很大的廢油井區,阻隔管理二館、男生七、八宿舍與其他教學館舍。這些問題都要逐一解決。

 

土木系黃世昌教授大功勞:監造交大圖書館、電機資訊大樓…

我在這個時期校園的規劃算起來有一點點的功勞,主要在請黃世昌老師做營繕組主任,他是我們土木系的副教授,也是我太太(楊永寧教授)的學生。找黃老師來擔任這個重責大任,我心裡很不安,黃老師的犧牲會很大。我們都知道當時這個職位深具挑戰,因為學校裡面建築工程非常多,他可能連教書的時間都沒有,更別說研究,但教評委員不會認為主導學校裡面建築做得好就可以升等。

不過從另一個觀點來看,每一年土木系的博士生那麼多,其中有機會親自掌握營建工作的機會並沒有那麼多,我跟黃老師說:「我現在交給你營建工作,就像是開一間營造廠。」(笑)工五館、綜合一館、電機資訊大樓、學生的女一、二舍、圖書館等等,一大堆的房子都是在任期上完成。

黃老師的太太也很認真,他太太是那時候營繕組裡的組員,管理的部分就是圖書館。她看審查圖看得非常仔細,什麼錯誤都找得出來,圖書館九層樓的建築圖大概有一百多張,每一張她都仔細看過,找出幾百個錯誤來。後來設計師還來跟我說:「鄧校長,你可不可以跟這位小姐講一講,審查的時候不要那麼挑剔?」(笑)但我後來就看了一下覺得她找的錯誤也有道理,舉個例子來講,我們圖書館下面的冷氣是儲冰式冷氣,所謂儲冰式的就是晚上用電少的時候把水做成冰,白天的時候就讓館子裡的熱水流經降溫圖書館,這樣一來冷氣的電費只有平常的一半。這種冷氣機比普通冷氣機要大很多,但她發現設計的高度跟儲冰式的機器不符。所以他工作雖然挑剔,其實挑剔得很有道理,他們夫婦兩個人都非常認真。

 

浩然圖書館─全國大專院校最好的圖書館之一

浩然圖書館的設計示意圖。

我和黃老師合作之初,我先請他對校園進行全面測量,原來校園的地圖是示意圖,並不準確,幾個月後我們有了一具一公尺等高線的全校大地圖,地圖現在就在營繕組裡。

我在新地圖裡發現,工五館和工四館的預定地中間差不多五十公尺,我認為五十公尺是一條很好的大道,這就是現在圖書館門口那條景觀大道,我要設計師把工五館和工四館盡量向南移,讓圖書館門口有一個大的廣場面對大道。

我們的圖書館在我看,各個大學裡面我們應該是第一名,圖書館設計得不錯,門口的廣場也氣勢十足。有了廣場以後,我覺得那個地方應該放一個大型的藝術雕塑,當時我們考量了放楊英風或是朱銘的雕塑,後來我們選擇了楊英風的不銹鋼造型。楊先生來看了之後非常有興趣,當時他身體狀況不太好,但是他設計時,拖著病體來回在赤土崗上攝影,照了好多好多相片,當時圖書館也沒有,工五館也沒有,整個一片是荒地,問他照像的原因?楊先生回說:「我在照一個感覺,你告訴我這地方會有什麼,我就在想它們在什麼地方,把這個感覺照出來以後,然後設計我的雕塑。」我們很難想像,他是如何從照片形塑未來與景觀和諧的作品?這也許就是大師偉大的創造力了。

現在圖書館廣場這座《圓慧潤生》就是楊英風的設計,我起先有點擔心,放久了會不會看起來髒兮兮的,楊老師講不會,果真從一九九六到現在也二十年了,看起來一點也不髒。

我們就因為這個緣故就跟楊英風結緣,雕塑做好了隔年他就過世了,後來他的兒子在張俊彥校長時期,就把楊英風很多雕塑放到我們學校來,有一部分以優惠價賣給校友,校友就捐給學校。

圖書館則由陳柏森建築師設計,他也曾數週徘徊在基地的荒草與赤土崗之間,也多次日夜觀察竹湖、新生館、舊圖書館間的蘇州花園,了解期間地形,預計未來學生往返的狀況,他設計出宏偉的長柱群走廊。浩然圖書館完工後,深得全校師生及參訪者的讚賞。他的設計中也考慮了廣場中心得藝術雕塑。很明顯的,建築物與藝術雕塑兩者間的和諧,二位藝術家心靈上已有充分的溝通。

另外,我們也發現環校一圈差不多二千三百多尺圈,兩千三百公尺如果你要運動,跑兩圈就差不多五千公尺,運動量也足夠了,特別是我們南校區比較高,南校區最高點差不多海拔八十五公尺,北校區只有四十幾公尺,高低相差四十公尺,也是有點挑戰。

此外我們有做了一個攸關民生的工程。在工五館的旁邊、圖書館南面下面有一個通道,我們的自來水、氣體管子都在裡面,我們同時在南門那邊做了一個很大的蓄水池,蓄水池旁邊有一個水塔,大概儲有三千多噸的水,如果新竹市缺水,我們省著用的話,全校可以用一個星期。我們也在游泳池後面,全校最低處蓋了一個汙水處理廠,也是當時全台各大學首創。

另外還有一件事值得一題,那時各大學漸漸注意到男女平權及學生心理輔導的問題,有一天我和共同科的方紫薇老師談到這一問題,幸運的是她就是學這方面的專家。長期來教育部一直讓大學列編學生輔導費,但成效不彰,這筆錢常常會變成系上公款。我因此設法從這筆錢提了一大部分,設立了學生心理輔導室,請了十幾位專業輔導員,建了多間師生兩人對談的輔導小間,整個輔導室設置具有安閒、友愛的氣氛,使學生願意來談他的問題。最近我聽現任學務長黃美鈴教授說,我們這項設施也影響到其他學校,當初一個想法而今能夠對台灣教育產生正向的影響,甚感欣慰。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