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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爭中顛沛遷徙的日子─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 :鄧啟福校長專訪

 

編按:這些年常和鄧啟福校長搭乘高鐵前往台北參加長青校友聯誼會,路上鄧校長常聊起過往在屏東中學、台大、交大、國科會……一些珍貴的趣事,其中很多更是台灣科技發展的歷史大事,於是興起把這些口述歷史記載下來的想法。

鄧校長天資優異,雖高齡八十五,仍耳聰目明,身體健朗,假日經常開長途車,偕同夫人楊永寧教授到台中探望兒孫。這次九月秋日的聯誼會,我們請鄧校長細說從頭,回憶從大陸一路到台灣,又從屏東中學、台大、交大、密西根大學,再從貝爾實驗室到交大、國科會副主委、國家電信計畫中心主持人,且聽鄧校長一一道來他精采的分享。

 

我出生於湖北省一個偏僻的縣城叫陽新縣,我母親也是陽新縣人,她的祖父是一位理學家,直到九十多歲仍在書院講學。在那個時代的鄉間小城,婦女是很少有機會受正式教育,但我母親出身於這樣的書香門第自是唸了不少書,因此在我年幼時,母親即常教我識字讀書。

我七歲那年,日本軍逼臨我們這個小縣城,母親只好帶著一家子包含祖母、妹妹和我逃離家鄉,遠去千里之外、中緬邊境的中美飛機製造廠,與正在那兒工作的父親相會。有一幕景象讓我至今記憶猶存,臨走的那天傍晚,一群阿姨們圍著母親,替她剪去長髮,再用綿線在她臉上滾來滾去。這被剪斷的長髮、這滾動的棉線,好像在訴說著一份深厚的姊妹情誼,此去之後,不知何年能再相會!

我的父親中央杭州飛機製造廠,戰爭開始後,父親的飛機場一搬就搬到雲南瑞麗,瑞麗位在中緬交界,當時的想法是日軍必定佔領沿海地方,加上英國在緬甸從仰光到臘戍蓋了一條鐵路,臘戍距離瑞麗只有幾十公里,國軍的飛機零件可以從仰光進口,再運到瑞麗組裝。因此,不但中央飛機廠搬往邊境,員工眷屬也開始往那裡遷移。

離開家鄉後,我們坐江輪到武漢,再乘火車到衡陽轉乘卡車,千里顛簸在碎石子的公路上,走走停停,在桂林、柳州都停留過一段時間,大概快一年的時間來到了昆明,母親這時認為我應該上學去,因此我的小學有一段時間是待在昆明的,也記不起住了多久,只記得離開昆明時,一口雲南方言與本地小孩無異。

接著,從昆明到到中緬邊境的小城瑞麗,這路途應該有五、六百公里。我們的卡車在羊腸小徑般的公路上,經過瀾滄江、怒江,越過數千公尺高的山嶺,終於來到瑞麗與父親相會,一家團圓。我們在緬甸邊境待了不到一年,先是日軍與泰國合作,向緬北地區攻來,而瑞麗雖是個小城,但由於中美飛機製造廠在此,它卻是日軍轟炸的主要對象。

母親在一次轟炸中,一手攜著妹妹、一手帶著祖母與我逃向住家竹屋附近的水溝,炸彈爆裂的屑煙,機槍向人群掃射聲音,六十多年後,至今仍清晰在耳。當時,一到水溝我對母親說:「你的旗袍下擺在流血!」才一說完,母親即昏倒在地,嚇壞了當時的我們。不久,父親在屑煙中出現找到我們,趕緊救起母親送往醫院,母親由於懷著二妹,子彈不只使母親肚破腸流,也傷到二妹在娘胎中的小腳,幸好老天保佑,母親與妹妹均平安。

八、九個月後,日軍又攻到緬北,把城裡造的房子全部燒掉,於是全家隨眾離開瑞麗,再度奔向昆明,父親把我們送上卡車後,自己又回到工作隊加入戰爭,企圖阻擋日軍進攻進度。我們的卡車一路上與千百輛其他卡車一樣,都在來時的羊腸小徑般公路上緩緩移動,只是去緬時秩序較好,但這時卻是混亂一團,一個月不到的路程,祖母及兩個妹妹因霍亂先後去世,她們葬在何處,也不知道。那時候的我不到十歲。

不久,父親被派往空軍第九飛機製造廠,在廣西柳州,我們便從昆明移動到柳州,當時大約是1944年,日本投降前一年,日軍為打通華中到華南交通線,集中數十萬精銳進攻長沙,衡陽,桂林,柳州等地,我們只好逃向貴州,再撤退到貴陽。從廣西北部到貴州貴陽這近五百公里的公路上,蜿蜒不絕的徒步百萬難民潮,各自背著或挑著自己的細軟,每天走二、三十餘公里,目的地都是貴陽。那一帶是山區,走得很辛苦,一路上也有很多悲歡離合的大小事發生,我們也在其中。

記得走到距離一個叫獨山的小城縣不遠處,父親一位徐姓朋友的太太徐嬸嬸突然要生產了,這時她與先生已走散,我母親就先找一間空屋為那位太太做接生及產後處理的預備,然後請朋友許叔叔夫婦把我帶著先走,約好在獨山見面。我們到達獨山時,全城已在大火中,到處都是火,我們停在路邊的一棵樹下,只見難民潮不停從我們身邊通過。這時又遇到叔叔,帶我走的許叔叔與叔叔商量後,決定一邊走一邊等母親她們。很幸運的,四、五天後,我們在另一個小城都勻附近看到母親帶著這位太太,抱著新生小女兒向我們走來,這時,父親先見到母親及新生幼兒的徐嬸,也在快到都勻前安全地加入我們。算是苦難中讓人感到溫馨與高興的事情。

許叔叔原來有胃病又愛抽菸,這一個多月的奔走,定時運動加上無菸可抽竟使胃痛消失,也是一得。這位路上生孩子的徐嬸嬸,後來也是母親在嘉義的鄰居,只是新生小女孩約活了一年就不幸夭折了。

在這幾百公里的路途中,其中有段路也和交大有關。我們從柳州一直往北走,途中經過馬場坪。馬場坪跟交通大學淵源頗深,馬場坪旁邊有一個縣叫做平越,交通大學的平院就設在那裡,平越是個小縣城且地處偏僻。後來有次我問林伏濤學長(管理系33級):當初平院為什麼選在平越呢?他說很簡單。那時候從長沙開始走路,老師學生都是走路,儀器則是放在牛車上,從湖南向湘西走,湘西都是山路,接著到了貴州省又全部都是山,非常辛苦,大家跋山涉水一路到平越的時候,實在是走不動了,剛好有個關帝廟空無一人,就占領那個廟作為臨時棲身之所,不久就開始上課復學。

台大教授齊邦媛寫了一本鉅著《巨流河》,裡面描述當年戰爭造成的大遷徙,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完全就是那樣的寫照。

從我七歲開始到處遷徙,家裡的收入很不穩定,不過母親縫紉技巧好,幫人家縫縫補補,也讓家裡經濟穩定不少。記得在北平的時候,她到人家店裡去參觀新衣服,她左看右看回來自己就會做了。母親沒上過學,但她會看報,我小學時她還教我識字。母親家族在地方上面很有名氣,她的祖父是理學家,活了百歲。當時女生書念的晚,也都是自學,其實也沒有學校可念,我母親的大姊書念得很好,懂很多知識,民國十六年共產黨剛起來的時候把我們縣城佔領,母親大姊就被共產黨拉去,結果後來國軍來了以後認為她是共產黨,就把她槍斃了。

1945年日本投降,父就跟著空軍移師北平,我和母親隔年暑假才到北平和父親相會。當年離開陽新小縣城是1937年底,顛沛流離了九年後,我到北平已經超過初中學齡,父親要我直接報名考北師大附中,糊里糊塗竟也考上,安穩地唸了兩年半,局勢又有變化被迫離開北平(京)。幾十年後再到北京,學校聯絡到我,要把我算入北師大附中一九五二年畢業班的學生。其實我在大陸沒有拿過半張文憑,生平第一張畢業證書來自屏東中學。

離開北平到台灣來之後,我考取屏東中學。早年屏中的大學錄取率比現在高得多,加上當時剛從大陸撤退來台不久,很多優秀的學者瞬間湧入南部地區,屏中的水準也提升很多,這些人有很多後來轉入政大、東海和台大等,例如教我們物理的老師張以棣去了史丹佛大學進修,後又任教史丹佛大學航空太空系。

屏中畢業之後,考上了台大。當時考試制度和現在大不同,各大學獨立招生。記得考台大時,需要帶著鋪蓋捲從屏東搭乘14個小時的火車到台北,台大有個考生服務團,先把我們帶到台大醫學院舊禮堂,他們在木板地上畫格子,一方格子代表一個床位,到了夜裡舖上棉被打地舖;洗澡則在台大醫學院旁的草地上,利用灑水的水龍頭沖澡;肚子餓了,到附近小吃店買幾粒饅頭或煎包果腹。

考試科目只有四科,國文、英文、數學、理化,考題隨老師自由意志出題,有的題目難度很高。報考大學是先填志願,我對歷史最感興趣,中學時看了很多歷史課外書,一直想念台大歷史系,但父親堅決反對。父親是空軍士官長,擔任地勤飛機維護工作,他認為我們家無恆產、又無背景,學歷史肯定會餓死,執意要我念工程機械。那時候報名集中於台南工學院(成大前身),每個學校設攤個別受理報名,我去報名時,恰巧碰見一票同學,他們都要填電機系,其中一位同學強邀我報名電機系,所以我是臨時被拉去報名電機系,倒不是有什麼遠大的志向。

我書不一定讀得多好,但是考運一向順利。台大畢業以後,考高考、就業考試等等一大堆的考試,都可以順利通過,不過這些就業考試也都沒有用上。後來我考上公費留學,一九六一年春天出國到密西根念書。

我台北唸書時很少回家,一年回去一次,坐慢車從台北到屏東一共有七十二個站,每站都停,要坐14小時,所以一年回去一次。記得有次回去,有個同學跟我們一起坐,以前火車是燒煤的,結果他一氧化碳中毒,被我發現,立即開窗,幸好一下子有醒過來。那時候念大學好處是都不用花家裡的錢,我在台北當家教還可以寄錢回家。

在密西根念書還算順利,密西根有很多美國國防部的研究計畫,我們也做他們的計畫,所以還可以寄錢回家。記得有位1950年代從中國去念書姓朱的教授,跟我們說他很羨慕後來到美國的學生,因為他念書時正好碰到韓戰,社會有反華氣氛,中國學生根本找不到工作,只好做國人不做的工作,例如零下十幾度的冬天整理被雪壓段的路樹。

 

交大差一點搬到高雄去

六月從台大畢業要到十月才入伍,中間有四個月空檔,我就跟一個同學天天跑到台大舊機械館裡讀書,現在已經拆掉了。當時窩在機械館天天K米勒寫的電子學課本,那本書有四十幾個章節,台大只教十幾個章節,連三分之一都不到,沒事做的我就把那本書從頭到尾讀了多遍,做裡面的習題。這對我人生幫助很大,後來幸運考上交大電子所,去美國唸書還因為懂電子學兼差賺不少生活費。

我是交大電子研究所的第一屆,那時招生了二十個人,實際報到好像是十八個,因為新竹的校舍還沒造好,學校就在台大借了一間教室上課,同時在金門街租了一棟別墅,全校將近二十個人全住在裡面,擠得滿滿的,也發生很多有趣的事。那時候金門街晚上會有人來叫賣臭豆腐乾,我們常買臭豆腐乾當消夜,郭南宏(前校長、也是第一屆校友)有次吃完豆腐乾後就在金門街上賽跑,半夜三更引得金門街上的狗就跟著大叫,真是雞飛狗跳。

在台北待了將近一年後轉來新竹,那時交大校區很小,實驗館的旁邊連一棟房子都沒有,四周都是水田。起先我們住在竹銘館三樓,後來換到慈愛齋。當時我們兩個人一間房,很是舒服寬敞,那時候還沒有大學部,六年以後才有大學部,施振榮、魏哲和就是大學部第一屆。後來我到美國去讀書。交大逐漸徵收附近的田地,一直擴展到食品路,博愛校去整個範圍就是被限制在食品路、東山街、博愛街之間。

曾經有一度聽說交大要搬到高雄去,但後來被蔣經國先生制止,這件事情是溫鼎勳教授告訴我的。交大博愛校區只有七十一公頃,實在太小,本來打算取得新竹高商的地,結果沒成功,發展限制,高雄澄清湖旁有塊面積數十公頃的地適合。搬到高雄的事已經上簽呈給教育部獲得同意,並轉到行政院。當時行政院長是蔣經國,蔣經國看到這個簽呈就問說:「經濟部長陶聲洋不是要在這裡辦科學園區嗎?清華、交大、聯合工業研究所是基本組成單位。」那時候還沒有工研院,中山科學院也才剛剛開始。他說:「你們為什麼要現在把交大放走?」他們回答:「交大想發展但沒有地。」蔣經國就問:「這附近有沒有地可用呢?」他們說:「有,可是是軍方的。」於是蔣經國就安排軍方搬走,讓交大留下來。

這件事情溫教授跟我講時我還半信半疑,直到有一天我碰到曾任行政院第六組組長王章清(交大校友),他說:「那公文就是我擺到蔣經國面前讓他看的。」要是真的搬到高雄就回不來了,也不會跟科學園區那麼密切,整件事情講起來蔣經國有決定性的影響,因為他早就很在意科學園區,如果不在意的話就只當例行公事處理,加上王章清把公文擺在最前面讓蔣經國一定看得到,及時阻止了交大搬去高雄。

很多人認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就是靠孫運璿、李國鼎,其實他們能做事也是因為有蔣經國的支持,如果蔣經國只是馬馬虎虎,事情可能就做不成了。台灣在1960年代後期到80年代後期,每年的經濟發展成長率都在百分之十以上,所以那個時代薪水也長得很快,雖然薪水基底很低,但漲幅很大,就像大陸最近這一、二十年一樣。

 

經濟政策不同,結果也大不同

台灣是靠韓戰穩定下來,靠越戰發展,1960年代開始美國把台灣作為越戰後勤基地,修理或採購都經由台灣,所以台灣受益於越戰很大,如同日本受益於韓戰。菲律賓也是受益者,記得菲律賓在我讀書的時代經濟比台灣好很多很多,那時台灣每個人平均收入都在一百美金以下,菲律賓大概是四百到五百之間。但到了1984年我進國科會的時候台灣人均收入大概七千美金左右,菲律賓那時候卻只有一千六。

當時韓國國民平均收入很低,比台灣還差,民國七十年代我常到韓國的漢城(首爾)出差。他們很多面街的房子是高樓大廈,但高樓後面全都是矮矮的民宅。1987年以前們台灣的電子工業比韓國好,通信工業水準在1994年還跟韓國差不多,之後韓國就突飛猛進。韓國有一個單位叫ETRI電子工業研究院,我們則有ITRI工業技術研究院,當時我受聘於韓國電子工業技術研究院擔任外國委員,他們很積極,進步非常快,他們做的很多事情在台灣不能做,在台做了大概就要坐牢了,因為會涉嫌圖利他人是很嚴重的罪名,可是韓國好像沒有這個罪。

韓國在朴槿惠的爸爸朴正熙做總統的時候下令銀行只准貸款給幾家大公司,所以韓國這幾家大公司就發展到跟日本大公司一樣的規模,我們台灣因為是平均發展,所以中小企業興盛。輔助中小企業也有好處,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韓國受傷很重,而台灣幾乎沒有受傷,因為我們的基底是平均的。